“失眠不是病,睡不著真要命。”這是十年前,一位失眠抑郁癥患者向我傾訴時的開場白——這個仿自某牙醫廣告的金句,讓我倆都笑了起來。當時我去社區,為一件提案的寫作做調研,她撥開自己頭頂卷發,露出兩個分幣樣的斑禿:“我吃過的安眠藥,加起來大約可以毒死一頭大象了。”還有她的家眷親友圈,也有不少的同病相憐者。隨著調研了解的深入,我發現這個群體數量不容小覷:根據官方公開數據,中國失眠及抑郁患者接近一億——失眠已成時下的流行病。而且抑郁往往與失眠伴生,成為不少失眠患者的并發癥。上述現象連帶引發了無數個人家庭人際關系的復雜問題。正是相關調研,促使我對這個龐大人群保持了長期關注。
調研進行了大半年時間,訪談對象涉及不同職業不同年齡段,其中也包括從事心理情緒疏導的心理咨詢師催眠師。面對活生生的個體生命及其沉重的身心負載——焦慮壓抑恐懼無望,我作為調研者心情也難以平靜。訪談范圍的擴展迫使我去閱讀相關專業書籍,去琢磨思考患者的生理心理病理和工作生活環境存在的問題。
調研過程中,一些看似正常的人也進入了我的視野。在他們身上,你同樣可以感知到不安憂懼——這已經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精神狀態。我意識到有太多人都有排解負面情緒、撫慰不安心靈的日常需求,順應滿足這種需求給予適宜的啟迪引導,不正是心理咨詢師催眠師應做的工作?催眠不是神跡不是魔術,它就是生命的坦誠相待,靈犀相通,是潛意識的全然敞開和悄然變易。從這個角度講,“催眠”不止對部分患者有助益,而且對所有人都有意義。
初稿完成得比較順暢。來自調研的大量鮮活的人事細節,對催眠技術經典的修習理解,以及對社會病理問題的探究,在使寫作如魚得水的同時又讓我隱約感到不安。潛意識提醒這一稿并不是自己想要的,但當時的我其實也不清楚作品的最終樣貌應該是什么樣子。近四十余萬字給出的殘酷事實是:我對真正的催眠理解尚淺,尚未具足召喚人物命運及整個虛擬世界的心力、腦力與筆力。我意識到作品的主角并非半神半人,而是一個同樣被失眠抑郁焦慮貪嗔折磨的患者。唯一的不同是不再作棄世之想以后,她便跌跌撞撞又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擺脫困厄,尋獲生命意義的人生長路。
一個原本沉溺生死愛欲,自閉偏狹以自我為中心的人,何以能喚醒“大愛”,獲得自救救人的信力?怎樣才能讓主人公脫離現實喧囂混亂的裹挾,成為去追尋那束光的人?怎樣才能令人信服地描述出她走上真與善之路的艱難歷程?第一步似應是個人的“精神覺醒”,F實中的“覺醒”往往源于某種“相遇”,相遇的對象可以是某個人、某本書、某件事……甄妮的“遇見”是裴醫生和新月婆婆(以及間接“遇見”的史懷哲、特蕾莎、晏陽初等人)。心靈的接納即自我確認,前賢的思想觀念、社會事功、精神修為,自然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塑造后來者。
回顧這些年的寫作,其實是我和甄妮相互尋找確立成長的過程;我和她,是某種雙向塑造共生相融的關系。假若沒有寫這個長篇,很多人生因緣可能都會不一樣。“透過那些備受折磨煎熬的人,她看到了自己靈魂的面影”——這的確是情不自禁的由衷之言。真實融入真誠共情,呈現某種應然的理想世界,從歷史現實情感心理精神等多重維度讓人物立體清晰可信可感,這就是我耗時反復打磨作品期望達成的效果。
重寫修改過程中,中國作協給我提供了再次深入生活的機會——行走巴渝鄉村半年多,不僅觸發喚醒了太多個人記憶,獲得了大量彌足珍貴的細節靈感,更加深了我對鄉村建設歷史傳承的理解和感受。
自更廣遠的世界性歷史縱深觀察,三百年來,古老中國從前現代步履蹣跚地邁向現代,其間經歷千回百折艱難竭蹶,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。所有人,從底層百姓,顯貴富商到政界巨擘,知識精英無不置身其中,成為聚合成時代大潮的水滴或涓涓細流。
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,市場經濟和城市化進程催生我國城鄉社會巨變,我們都身歷親證了其間世相世風人情人性的變化。正因為這個時代大背景的存在,《催眠師甄妮》的文本才呈現出讀者最終得見的樣貌。
從敘事記人到明心見性,本書的寫作是發現尋呼他者,同時也是尋獲重塑自己的過程。有朋友追問甄妮、裴醫生和新月婆婆有無原型,我只得據實以告,現實中并沒有這樣的人。如果非要勉強地說,甄妮是我理想的自己,裴醫生像我的小學老師,新月婆婆身上有我母親的影子——他們都是某種理想信念的投影。
知行合一,是我寫作和生活的畢生理想。希望自己通過努力,如裴醫生和新月婆婆一樣謙抑感恩,利他樂觀,具備同他們一樣堅韌繁盛的心力,在信與行中建立起正大的價值觀。尤其是如他們一樣連接他人、環境和時代,去行出具體的、實實在在的愛。
德語文學大師羅伯特·穆齊爾在長篇小說《沒有個性的人》中,將人的精神狀態尤其是自我異化作為表現的重大母題,昭示了精神性小說存在的可能性。他認為人的心靈才是最基本和最高的現實,最值得小說家去探尋剖析。而漢語小說則少有關于人的存在的精神性書寫,從明清世情小說到民國和當代小說都是如此。
對人物內心的逼近呈現,對人物存在及精神狀態的多維關注,對小說文本的“詩性”追求,是我在構想寫作過程中一直有意識嘗試的。昆德拉稱“小說是關于存在的詩性的思考”,并將詩性定義為一部小說所能“接受的最高苛求”。文學的詩性不是“詩歌腔調”,而是“超越一切之上尋找美的意圖,每個特殊字詞的重要性,文字強烈的韻律,適用于每個細節的獨創性要求”,是寫作者情感識見境界達成的一種整體的氛圍氣度力量尤其是“思”的穿透力。寫出一群人一個時代社會生活的心靈史生命史精神史,是我努力趨近的理想和愿景。
來源:人民日報客戶端重慶頻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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